文／林正尉
饗宴與洗髮（3）：全球視野下的泡泡隱喻
⋯⋯我們生活在肥皂泡泡中。無論這種肥皂泡多麼漂亮，都是虛幻的;它們提供短暫、空洞的幻象；導致我們對他人冷漠；是的，它甚至導致冷漠的全球化。 —Homily of Holy Father Francis（2013/Jul./8）
2013 年 7 月 8 日，教宗法蘭西斯一世拜訪地中海的 Lampedusa，針對全球移民現象導致的苦難與冷漠，號召人們重省自身的道德恐慌與選擇性忽視。皂泡象徵著稍縱即逝的幻象，是浮沉於海洋與時勢的身體寓意。這種隱喻，回應社會學者 Zygmunt Bauman（2018: 6）引用 Robert Winder 的評論：「我們仍可按照我們的習慣，抽把椅子坐在沙灘，對洶湧而來的浪潮嘶吼，但海浪不會理睬，大海也不會後退」。
荒謬與徒勞。泡泡像隔膜，尤對遷移者而言；關心全球移民的人多，卻不斷呼喊著警訊。如今，又該如何面對這般處境？
早在上世紀的 1970 年代，藝評家 John Berger（2019：41）於其著深刻的歐洲移工敘事，業已提及：放棄隱喻吧。移工的遷移，像別人夢中的行動，然其意願滲透著歷史必然性，「無論是他還是他遇到的任何人，都意識不到這點。這也就是為何他的生活就像是一場別人的夢境」；隨全球民粹主義與移民潮現象劇增，加拿大學者 Jennifer Welsh（2020）不甚認同 Francis Fukuyama所言：自由民主是是人類意識進步的終點。她認為衝突與不義於今愈演愈烈。歷史不曾終結，只有回歸。
那麼，有什麼做法來正視虛幻泡沫呢？
Saskia Sassen（2006:7）試圖定義「今日的定居者」概念：老舊的歸屬概念，不適於理解今日複雜脈絡解。此時此刻，我們已不能再將起點及終點的區分，等同於對他者的歸類，國界不再將人類的存在狀況區分開來；往返戰地的德國記者Carolin Emcke （2019:169）指出：理解「移民社會」的真正意義在於，「將移民及其子孫僅是為公眾討論對象的時代終於結束了。我們需要一點時間理解，所有⋯⋯也是公眾討論的主體」；且如 Bauman（2018：19-20）所見，當今「一個地球、人類一體」的 現實挑戰，並非不斷強化疏離。與之相反。人們應尋找、建立起密切的接觸機會和更為熟悉的關係。首要障礙就是拒絕對話的姿態，「拒絕對話往往源於（同時促進）自我疏遠、相互離心、熟視無睹，總之，是源於冷漠」⋯⋯。
那怕仍待一段漫長且坎坷的時光。
一、序曲 （1）：雙面觀察員
身為計畫「觀察員」，激起我重新檢閱、思索教宗言下的泡泡，究竟意味著什麼?
「洗頭計畫」從中壢移轉到臺北「小馬尼拉區」（晴光市場－聖多福教堂周遭）， 時逢 2020 年 7 月底。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於 7 月 24 日正式公告菲律賓 COVID-19 確診率僅次中國大陸。 「沒事就不要去。你沒看新聞嗎？」家人是從媒體獲得菲律賓的疫情資訊，再從 Facebook 得知我正參與這項計畫。
他們看到更多畫面：是我的照片、團隊的直播。我們透露自身穿梭於菲律賓人經營的髮廊。「（你們）好像一點都不怕似的」。
我與菲律賓社群相處在一塊。因此，我被觀察著。
家中成員的評斷與擔憂，想當然耳；我們以為的日常，是普遍人的恐懼。流行病傳播與全球移動與親暱成正比。環保運動風起雲湧的 1970 年代，已有人就歷史研究成果，嚴正警告疾病「全球一體化」將伴隨航空而播散（Ladurie，2002:35-36）；流行病誘迫人們注意來自世界各地的敵意，此話進而呼應段義孚（2008：160-183）筆下的恐懼空間。傳染病的世界裡，人類本身就是恐懼的主因：
對身體健康的人來說，生病的人不僅是邪惡的受害者，而且也是幫兇。就算傳染病並未製造一種恐慌與懷疑的氛圍，在彼此關係密切的社區裡，又是在未經公開承認的社會緊張下勞動，縱使號稱只有少數人生病，患病仍然可能引發最深的深沉的敵意。
不少人將族裔地景視作「飛地」（enclave）：前者包含遷移的現實與幻想；後者涵蓋政治管理的譬喻。近期「飛地」的鮮明案例，是 2019 年 4 月中旬，遍及臺灣各縣市的印尼總統大選投票所，由 34 處小吃店與雜貨店組成（吳象元，2019/Apr./2），足見更多全球政治何以傳播的可能。然而，疫情流行全球的當下，讓這些原本就可能受到鄰里排斥的區域或單位，更蒙上陰影，宛若「疾病王國」的海外領地：
「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，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，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」（Sontag， 2000:9）。
二、序曲 （2）：愛美文化的遷移與政治
相較中壢版「洗頭餐車計畫」合作的印華母親社群，臺北版有著截然不同的討論方式。除了疫情陰影之外，當計畫團隊進入「小馬尼拉區」，將面對的是冷戰殘餘、 族群遷徙、都市建築的時序銘刻，與更大範圍的全球都市規模變遷等面向。
另一方面，張剛華手中皂泡，和金萬萬大樓（以下簡稱「金萬萬」內）的 「Ganda」菲式理髮廳，合力拉出某種別於教宗所宣示的涵義。
小從毛髮體膚養護，大至選美競賽，在菲律賓審美文化裡，這樣的身體意識是建立於一連串信仰榮耀、殖民歷史、國族思維，進而抬高到全球視野。自理髮廳、移工選秀到世界小姐選拔，我們都可看到相似路徑：首先，菲國選美競賽，可追溯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天主教傳統，結合神聖性與世俗感。富有家庭為女兒辦理的婚禮選夫，徵選的不只是俊美或華麗的伴侶，為教堂奉獻金額高寡的人，才是選拔贏家的關鍵；美國殖民菲律賓之後，引進智性、美麗、菁英與品味於一身的「環球小姐」形象，融入新類型的選美競賽（brains and beauty lang）；再則，審美感知與文化產品有關。由美國文化輸出的電影工業，在都會與城鎮傳播。Tagalog 電影粗分 mapangisi（讓人咧嘴 一笑的鬧劇）、 laban（具衝突色彩的武打片）跟 drama（戀愛戲碼、家庭故事或大眾鄉土劇），不同類型的服裝及影像經驗，都能帶動閱聽者的感官與認知。不僅如此， 在影劇不易進入的鄉間，人們聆聽廣播劇。廣播肥皂劇同樣塑造 magayon（美麗）和 guapo/boki（英俊） 等意識，或穿著得體的教學指南（Cannell，1999: 203-206）。
在菲國，「愛美」文化的實踐與養成，具有「神聖—世俗」、「都會—城鎮（如 town fiesta）—鄉間」、「歐美亞移植—菲律賓生產—全球播散」等時空移轉的特徵。
三、歷史-空間親暱性（1）：殖民、料理與勞動
托歷史教育之幸，人們對西班牙治理北臺灣（1626-1642;涵蓋今日臺北地區）時期，或許不再全然陌生。有趣的是，我們對「東南亞」及早期福爾摩沙的互動關係， 鮮少在當前「東南亞熱」的社會氛圍裡，有效檢驗、融合或提倡。我們甚少討論17世紀的菲律賓人來到淡水做什麼？印度馬達拉斯薩拉森建築，與淡水紅毛城的樣式關係為何？淡水外國人墳墓中為何葬著錫蘭人？英格蘭商人必麒麟（William Alexander）筆下，在淡水發生海灘、或是驅趕反對建立洋行的漢人的印度人群像；或是馬來水手燒殺臺南、高雄一帶漁村的歷史記憶，帶進本土的思考脈絡。
我們似乎忽略Sunil Amrith（2017）於《橫渡孟加拉灣》的基本提醒。他提及拿破崙戰爭、荷蘭東印度公司破產、英荷「倫敦條約」、二戰「東南亞」戰區及民族國家興起，種種因素使得「南亞」與「東南亞」受到戰略式的切割。跨歷史、政治、地域的全盤思考，失去了該有的世界輪廓，使得現代「區域史」、「國別史」劃分，讓我們更難理解曾在19世紀臺灣土地上，為何出現錫蘭人、印度人和馬來人等情狀。
著名「東南亞」學者 Benedict Anderson（2018:59）的自傳亦談到：「倘若體制性的『東南亞』概念不存在，⋯⋯菲律賓則可能隸屬於拉丁美洲研究」。他闡明「東南亞」一詞深受戰爭、學科研究與政治佈局所塑形，此一概念，暗示某種集體性（而這種集體性是難有共識的）。
正當臺灣普遍將菲國視為「東南亞」一部分，我傾向不這麼做；也正因菲律賓與早期福爾摩沙，共享一些拉丁美洲式的「歷史」殘餘，使得前者的文化涵意在本文、本地的脈絡裡，都能重疊。
美籍菲裔雕塑家 Reane Estrada，曾以「毛髮雕塑」抵抗美國人視其母國為：缺乏文化底蘊、僅擁抱殖民遺產的「原始東方主義」（primitivizing orientalism）（See, 2016:300）；儘管張剛華的洗頭展演，並未清楚意識其有歷史意義（具有再詮釋的特徵），或不含任何抵抗意識，然我觀察 「Ganda」髮廊的人際相處模式之後，發現其中的語言學習模式，不斷切換：從中文、英文、Tagalog，偶爾共學、穿插臺語、西班牙文及義大利文等歐陸語系。各種語言混雜摻入對話中，來增進彼此理解及熟悉。其中的西班牙文，本來就附著於拉丁美洲、菲律賓與北臺灣的治理傳統。可以說：Reane Estrada與張剛華的藝術展演，不約而同讓「菲律賓」及「臺灣」的主體概念相互漂浮。 前者透過抵抗，消緩「菲律賓」一詞的美式偏見；後者則是透過打鬧、閒聊與洗頭之間，以親暱協作等細微過程，讓「日常」貫穿某種「世界觀」的宏大歷史敘事。
在張剛華安排下，向菲國洗頭參與者詢問「想留的文字、想畫的圖；或，對你／妳而言，『Ganda』髮廊是什麼？」不同於中壢版「洗頭餐車計畫」，以鹽巴讓參與者留下「文獻紀錄」，他最終在臺北版選用彩色巧克力米做為替代。
語言的浮動狀態和巧克力米，是讓本文書寫，導向世界—歷史思考的關鍵。換句話說，張剛華的美感選擇，或如此臨時的偶發及決定，反變成一組具影響力的轉換器：讓本文中的菲律賓—東南亞脈絡，轉為空間尺度更大的歷史論述，繼而包覆了 Anderson 論及菲律賓的拉美研究意識，和冷戰政治分析等因素。
從視覺經驗看來，繽紛的巧克力色彩，令人聯想起西班牙殖民政治與天主教的歷史；另外，巧克力米進入臺灣，則因 1960-1970 年代，美國向國民黨政權大量輸送麵粉產品以求牟利的交換條件，尾隨麵包烘焙業進入島內的歷史過程。髮廊外的巧克力米，連結金萬萬內的麵包銷售服務，加上樓內充斥、漂浮西文的料理名，諸種複雜且動態的感官經驗，醞釀出朦朧的歷史—空間圖像，直指中山北路曾經雲集的使館意象。
西班牙軍隊殖民拉丁美洲後，繼續前往菲律賓等地，帶入食物、物品命名與勞動制度。透過一些傳教士紀錄（如 Fray Juan de los Angeles 神父），我們可見證 17 世紀的北臺灣亦是如此。如今，菲籍遷徙者為臺北捎來新的時空層疊。
金萬萬周圍常見的菲式菜餚，像是燉豬肉（adobo）、乳豬（lechon；西文 lechón）、酸湯（sinigang）、醬肉（menudo；西文 mechado，常以 mole 醬淋於肉上）， 而貨品如手錶（relo；西文 reloj）等⋯⋯，它們共享了移動與殖民歷史的常民資產；菲式餐車（street vendor）與攤販，聚集大樓內外的人行道上，於周末兜售糕點、冰淇淋（如 ice candy 和 halo-halo）、水果（如香蕉；saging）和鴨仔蛋（balut）。餐車， 也是西殖時期的日常產物（Rodell, 2002: 109）。
還有甜點。菲律賓邦板牙（Pampanga）地區以甜點聞名，是因西班牙—美國殖民時期，留下具規模的糖廠建設和無數看不見的工人（ibid., p. 104）。我們在金萬萬仍可看到大量甜點，可別忘了，在 17 世紀西班牙治理北臺灣時，被迫徵集的傭兵、建築工和奴隸，在此修築起城堡、房舍和修道院，部分人士就來自邦板牙與呂宋島東北方 的卡加揚谷地（Cagayan Valley）。在此，即便是今日金萬萬周遭攤車的甜膩糕點，或搭著捷運遊覽淡水紅毛城，我們反覆與三百年前的勞動者身影交錯著。
總之，當張剛華開始採用巧克力米做為參與者的展演物件時，意義有所轉化，不再是他原所認知的日常洗頭展演了。冥冥之中，自他閱讀當地文化紋理後的物件抉擇， 開始變成整場展演的重要「行動者」（agents）。「行動」是多義的。它們互相擾動出更為廣闊的閱讀層次：拓展臺灣與菲律賓兩地，在殖民、料理與勞動等三層次中，所展演、導向（directing）歷史—空間親暱性的各種可能。
四、歷史-空間親暱性 （2）：中山北路的愛與愁
即使個人的旅程必定面臨終結，但更多的出發還在繼續。中山北路勢必還要再長，長過了它自身所能欲望的樣子，長過了記憶的邊界。
–王文娟（2010:59）
我曾參與 2019 年《洗頭:跟我說一個故事》（大稻埕國際藝術節）；2020 年， 我以「觀察員」身分加入該計畫。2019 年於大稻埕「 豐味果品」中庭「上演」的「洗頭計畫」，是一尚屬「安全」的空間。行政人員於「藝術節」執行架構下，引導參與者進場、宣布時間，而人們一一目睹安排妥當的椅凳、梳洗器具擺設和站好的美容師 （「演員」）。這是設計後的場景，讓藝術家專注於「體驗、交換、執行『洗頭』，重新認識這個日常行為在當代文化、地方社群與個人之中隱含的現象與故事文本」 （思劇場，2019/Aug./16）。
會後，張剛華曾問我：「『社區劇場』是什麼」？至今這問題仍使我印象深刻。 即便略知臺灣近三十年的「社區劇場」進程，也了解「洗頭計畫」演員們進入髮廊 「實習」的工作方法，我當下仍是失語的。「社區」與「劇場」總是多義。倘若我們不曾就多種組合進行分析、或將「社區／群」問題有所指引，任何一種發生於大稻埕街上或果品店（無論多麼親近民眾的空間）的「演出」形式，論及內容或指涉，都像隔靴搔癢。
正因如此，在這系列文章中，我嘗試涉入不同研究模型：前篇文章，我以移民女性身體、城市生活，與別於男性的地理感知經驗，從杜彥穎團隊較為偏重思考的「社區性」、「客家性」面向，推論另一種空間營造、想像及對話可能；本文，我將重點置於臺北「小馬尼拉區」的世界感。其談法，也藉由「洗頭計畫」實踐，再引入更細微的、傳統的、原民的（前殖民時期的生活習慣），或經由全球遷徙／勞動，所浮現的文化生產過程。至於寫作與觀察，兩篇方法與溝通對象之設計，截然不同。然而，它們至少遵循一個共同點：我們無法忽視「東南亞」概念的政治生產與歷史過程，如何使用該詞，應有所醒覺。
在進入下文描繪「中山北路」與「金萬萬大樓」場域特徵前，仍有一事補充：即臺北場「洗頭計畫」的工作方法。過程中，身為「展演規劃者」的 Thinkers’ Studio 須考量如何面對一個「新社群」。原計畫從中壢「火龍果屋」遷移到金萬萬大樓內，不再有深耕地方的團隊能適時協力、照料、甚至預測可能變化的情境。某種程度回應了我 自身於 2019 年的失語情境：當離開「相對安全」的展演空間、離開了印華母親們的客廳、廚房與菜園，進入「新」硬體場域，要怎麼重新銜接新的「社區／群性」?又如 何轉換新的田野經驗與參與方法？幸好，他們邀請菲籍研究生 Al Bernard Velarde Garcia（Al）共同合作，因緣際會下，與「Ganda」髮廊開展破冰與連結之旅。
那麼，金萬萬的場域特性是什麼?對此，作家陳又津（2018/May/29）言簡述及：
⋯⋯是兩棟住家大樓和辦公大樓的連通處，大樓於民國六十多年落成，當時店家以美日、歐洲舶來品為主。一層樓大約有 60 個店面，兩層樓便有上百家。二樓隨處可見招牌寫著菲律賓語(Tagalog)，販賣菲律賓小吃、換匯、美髮店、雜貨、 金飾，⋯⋯。
透過陳又津訪談書寫，可約略得知金萬萬大樓空間，曾有過舞廳及舶來品店等特色。該建築蕭條後，上個世紀末，因應菲國社群的宗教和日常消費需求，生產出延續至今的空間使用模態。
金萬萬至聖多福教堂一帶，凝聚消費、交通、信仰中心的便利性（accessibility）。 宗教集會與社交需求是大樓復甦的關鍵。計畫團隊就近消費「東南亞」商品、識懂的 （或感興趣）菲國食物、可溝通的語言基礎，與頻繁「現身」、主動協助店務等表現， 是菲國社群觀察、選擇進而決定參與「洗頭計畫」的親暱／信任程度。
大樓內呈「日」字型。相較大稻埕果品店中庭的洗頭展演經驗（有著「安全、集中」的內向性），在此，無時無刻都要留意店家之間的緊密比鄰。稍加忽略，就有可能造成緊張、衝突或不順。這些複雜感受，實是親暱的展現形式之一。團隊必須時時張開複眼，內視自己的身體「舉止」，是否符合身為大樓主要使用者的菲國社群的行為規範。無論如何，金萬萬擁有自身的「社會秩序」：既符合公寓法規、使用規範，又包含菲國社群在使用空間上的認知與默契（源於前殖民時期的集體傳統），以求某種共同生活的潛在規約、或協商後的節奏。
就此，計畫團隊採取類似於 1970 年代，William H. Whyte（2016）觀察紐約廣場使用者的日常行為，著重記錄使用者於該空間內的相處與感受。我們切身觀察、參與大樓內「非正式習慣」的運作默契：在最小、看不到之處，其實存在著透明的空間界限，乃立基於鄰近店家的相處特性。負責輸水的工作人員，也有自己習慣的勞動路徑。可以說，金萬萬的菲國社群要如何避免因緊密而可能潛藏的衝突，工作場域中的「身體芭蕾」理論和族群傳統結合，會是個值得探究的題材。最重要的是，多次到訪後，對於店與店之間、不可見的領域界限，或是鄰店經營者的個性，我們開始萌生了初步意識。團隊成員的身體，似也開始養成適應該場域的合宜模式:有人提防是否有違 「共識」下的生活習慣（如低聲提醒「不要越線」，但這線是隱形的、與店主由內而 外的監看視線有關），或主動向髮廊周遭的餐車、店家，學習其習慣的語彙，進而協助招客美容、叫賣或販售手錶。
例如，一名年輕店員在我手機輸入：“Pagupit Poki / Ganda”。
“Pagupit poki （來剪帥帥）／ Pagupit ganda（來剪漂漂）”！我以英文發音「怕股屁，波七」，她們聽後大笑，很自然再表演了一次：「O.K.！注意聽！是『把辜北～～～』 波 ki」。我記下：『北』嘴巴要張大、長音，像臺語的「爬」；“ki”略短，以產生吸引人的輕重與節拍。在髮廊雲集、競爭激烈的大樓環境，似乎得將 gupit（剪）一詞，創造出略帶誇張、戲謔的扁音。當我們在外喊到「偷懶」時，直接看到男性就說 poki、 遇到女生即喊 ganda，此舉讓她們在店內愣住，轉而朝外大笑，好似察覺我們正在偷懶，卻又不知自己想要表達什麼的感覺。
當我們發出稚拙的 Tagalog 話，總引來店長和顧客們大笑。即便曾對我們人多而略感不慍、賣著香蕉與手錶的中年婦女，也微笑、善意「矯正」我們的發音。
這便是金萬萬的日常：讓我們的「身體」，轉化為對雙方而言，不造成「多餘或擁擠」的心理感受吧。
我將在下一小節探討「共識而生」。這是擴及空間與社群親暱互動的主要課題。 本節首要回應金萬萬大樓與中山北路的共生關係。
